文化的交往，是任何国家的疆界都阻挡不了的。而绘画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，更有其独特的优势。美国艺术收藏家、鉴赏家阿瑟·赛格勒曾经说，“印象派、立体派和抽象派以及现代和当代绘画和雕塑领域中的各种创新，都可以在亚洲前期书法、绘画和雕塑中找到雏形”，“在所有这些活动的丰富遗产面前，我们西方人是受益者。”

早在魏晋时，中国画就传入朝鲜半岛。东晋孝武帝时，僧人摩罗难陀自中国携带佛经佛画前往百济(朝鲜古国)，百济枕流王亲自迎入宫中、敬以上宾之礼，次年就在汉山建了佛寺。由中国传入的佛画，也就在朝鲜半岛生了根。不久，中国佛画又传入日本。佛画成了彼时中国文化传入东方邻国的媒介。

盛唐时，中国画随着频繁的中外交往和发达的海陆交通，远播东方各国、中亚和欧洲，朝鲜、日本和越南等国受其影响最深。日本国常派“遣唐使”留学中国，成员中就有画师。鉴真法师东渡，也把唐代建筑、雕刻、绘画、书法等技艺带去日本。现在日本正仓院仍保存着六块典型的中国风格的画屏。

宋代，日本圣一国师回国，将同门习画的法常和尚所赠《观音像》《猿》《鹤》三幅卷轴带回日本，被奉为“国宝”；法常所画之猿亦被尊为“牧溪猿”。法常画风在日本产生巨大影响，其人亦被尊称为日本“画道大恩人”。

元代时，中国画对中亚、西亚乃至欧洲产生深刻影响。波斯画家对中国水墨画发生浓厚兴趣。仙桃、苹果成为伊朗画家钟爱的绘画题材，中国龙的形象出现在伊朗大清真寺门上、巴格达城驱邪门上，成为风靡一时的装饰题材。

明代时，永乐皇帝曾派郑和七下“西洋”，到过中印半岛、南洋群岛、印度、伊朗和阿拉伯诸国，对包括中国画在内的文化交流产生了不小的作用。成化年间，日本画僧雪舟随“遣明船”到达中国，遍游胜地，观摩名画，结交中国画家，并将所受中国画的影响带回日本。策彦曾两度来中国，带回中国画家、“今之马远”王谔赠画，嗣后日本绘画深受王谔画风影响。中国画僧逸然明末东渡日本，教画授徒，以至在日形成逸然画派。

明代中叶以后直至清末，受中国画影响最深的，仍以朝鲜、日本为最。朝鲜李朝时期“商山四皓”“虎溪三笑”“竹林七贤”“西园雅集”“武夷九曲”等绘画题材，都来自中国；中国此期画家唐岱、黄慎、闵真等人，对朝鲜李朝画家如金弘道等人画作，皆有影响。清康乾年间，先后有不少画家东渡日本。如浙派画家皆先后东渡到长崎，把中国浙派山水画风传到长崎。花鸟画家沈铨应日本国王之邀赴日传艺三年，被推崇为“泊来画家第一”，成为日本江户时代长崎画派的主流。写意山水画家江嫁圃也东渡长崎，被称为“日本南画的指导者”。

欧洲人对中国画的喜爱也很强烈。自14世纪起，中国画便开始对西方尤其是欧洲上层社会产生影响。法国“罗可可”绘画大师华托的《发舟西苔岛》具有明显的中国意味，英国风景画家柯仁的作画过程与中国画家画山水画颇为相近，“新艺术运动”重要画家、奥地利画家古斯塔夫·克里姆特在其名作中大量吸收和采用中国民间绘画风格和人物形象，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更被时人称为“误生在19世纪雅典废墟上的中国画家”。

20世纪以来，尤其是本世纪以来，随着中外交流扩大，中国画艺术在世界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。当代中国的国画大师们在世界画坛的知名度越来越高。亚、欧、美、澳多国每年都大量举办与中国画相关的展览，每年都有不少中国画家作品在世界各地参展并获奖。一些现代中国画大师的作品，也进入顶级国际画廊举办展览。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。

(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