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8年8月首次公布的“蜻蜓计划”（Dragonfly）实际上已被Google放弃。

无论是Google工程师还是GoogleCEO Sundar Pichai ，大小场合下都尽量对推出中国搜索引擎的事含糊其辞。但这种“沉默”只会激起更多反弹以及爆发。

据The Intercept描述，并非Google的所有部门都参与了新的审查搜索引擎项目，近90000名员工中只有数百人知道这一计划。而一个至关重要的部门—— Google隐私团队，被排除在“蜻蜓计划”之外 。

在Google，任何新品发布之前，必须由隐私和安全团队进行审核，但显然，“蜻蜓计划” 没有走流程 。

当隐私团队发现真相时，与搜索项目团队之间几乎没有和解的余地了。

生气了，后果很严重——Google直接关闭了搜索项目团队获取数据的通道。

新搜索团队解散：工程师已被分流到巴西、印尼等项目

今年Google颇为动荡。与政府的人工智能合同不再续约、性骚扰导致罢工、安卓之父的丑闻、员工联名反对“蜻蜓计划”、工程师离职揭黑等等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

“蜻蜓计划”是让Google中文搜索引擎无法登陆到如BBC.com、维基百科甚至Google自己的YouTube等。此前，Google对“蜻蜓计划”的推出时间预计在2019年1月-4月，但是现在，物是人非，经过一系列内部的隐私审查，参与该项目的工程师们已被重新分排到巴西、印度和印尼、俄罗斯等国家的相关项目中。

有一些工程师被派去研究居住在美国和马来西亚的人们进入Google中文查询通道产生的数据，但这些与在中国境内产生的搜索数据不同，项目团队根本无法获取准确的信息。

据CNBC报道，Google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他们，Google仍然希望为中国用户提供服务。

上周，GoogleCEO Pichai 参加国会听证会，“蜻蜓计划”是一个重点被问到的话题，他对此则含糊其辞。

但言外之意，也并没有否定正在研发，他在议员们面前还透漏，Google内部有个100人的工程师团队在研究，只不过是“暂时搁置”。

2010年，Google退出中国市场时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·布林当时对中国严格的审查规则表示“极为不满”，但在过去的几年里，Google的高管们又重新燃起了对中国的浓厚兴趣，尽管这与他们本身的道德立场背道而驰。

265.com网站扮演重要角色：帮助Google开发中文搜索引擎

The Intercept的报告称，Google是通过中国的265.com网站来搜集数据，以开发其中文搜索引擎（注：265.com网站是信息聚合网站，用来发布旅游、酒店、天气、车票、日历等信息，外链比较多，类似于hao123）。

据了解，2007年6月3日，Google收购蔡文胜创立的网址导航265.com。尽管之前蔡文胜表示265不会被Google收购而是将谋求上市，但最终，这家网址导航公司有了与被百度收购的hao123一样的结局。

经雷锋网(公众号：雷锋网)测试，目前Google搜索已嵌入265.com的首页，并且排在了第一的位置。

尽管Google在10多年前就买下了265.com，但265.com使用的搜索引擎却是百度，只要在搜索框输入“xxx”，点击“搜索按钮”，画面会直接跳转到百度，但在跳转之前，据称Google已建立流量监控系统，比百度更早一步获得中国网民进行网络搜索的数据——这对项目的开发至关重要，因为这些有助于构建与中国网民相关的数据集（这通常也需要Google隐私团队的审查）。

据称，这些都是因为Google工程师获得了访问与265.com相关的“应用程序编程接口”或API所需的密钥，并使用它来从站点获取搜索数据。

可以说，265.com为Google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用户可能搜索内容的宝贵窗口。

但是，Google隐私团队成员对这一情况毫不知情—— 被排除在流程之外 。

据报告称，Google迅速取消了其工程师对265.com的访问权限，这有效地削弱了该项目。这等于超了项目团队工程师的“小路”。关闭了该项目最核心的数据来源，使得正在进行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。

消息人士称：“265.com是蜻蜓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现在掐断了对数据的访问，这实际上就代表了进展已停止。”

高层把隐私审查“撇在一边” 大中华区总裁：走走形式就好

有消息人士称，Google的高层认为“蜻蜓计划”过于敏感，以至于只会口头沟通，不会在高层会议上留下任何纸质文件记录。一些了解计划的人曾被告知，如果与不知情的同事谈论此事，有可能丢掉工作。

Google员工表示：

Beaumon t是Google中国区的负责人（大中华区总裁），2013年从伦敦来到中国。

他被认为时“蜻蜓计划”中的主要人物。

Google大中华区总裁Scott Beaumont 在2017年5月的中国嘉兴的Future of Go的开幕式上致辞。

他在1994年担任英格兰投资银行的分析师，后来成立了自己的公司，名为Refresh Mobile，开发智能手机应用程序。他于2009年加入Google，在伦敦工作，担任该公司在欧洲、亚洲和中东的合伙人。2013年负责中国区业务。

在自己的LinkedIn传记中，Beaumont称自己为“技术乐观主义者”，他关心在各个领域中技术的价值和使用的责任。

而这次与之产生裂痕则是在Google担任14年资深工程师Zunger，在Google，Zunger领导隐私团队，负责隐私审查。

根据Zunger的说法，Beaumont“希望对Dragonfly的隐私审查是形式上的，并认为应该完全推迟对Dragonfly的定位”。

Zunger指出，Beaumont并不认为安全、隐私和法律团队能够质疑他的产品决策。在很多场合，Beaumont与这几个团队保持公开的对抗关系——这完全超出Google的标准。

但Google高层显然无意进行内部审查（防止员工反对），并要求热衷调查的隐私及安全团队保密，否则辞退。雷锋网了解到，这几个团队中有6-8个人继续追查下去了。

在2017年6月的一次关于隐私报告的讨论会上，隐私团队和安全团队没有得到通知，因此它们被认为是“被排除出计划”，也就没有进一步确切的消息了。Zunger后来离开了Google。

雷锋网小结

但眼下，Beaumont想确保计划顺利实施，但他失败了。

至此，可见的是，在Google内部，“蜻蜓计划”已经造成了深刻的意识形态沟壑：一方面倡导自由互联网精神，宣传开放和民主；一方面优先考虑业务增长和新市场的拓展，即使不得不在审查问题上妥协。

但像鱼与熊掌的故事一样，往往二者难以兼得。一句话，Google要想重返中国市场，“安内”须排在首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