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铭记》丛书第一辑 主编 周汉飞 王丹誉 中央编译出版社

10月，中央编译出版社特别组织策划、编写了《铭记》丛书第一辑，共3册。《中国不会忘记》《祖国不会忘记》收录了12位国际友人、10位（个）海外侨胞人物（群体），以传记形式呈现；《世界不会忘记》以纪实的笔触，对我国70多年来援外工作进行了全景式回顾。投桃报李，形成呼应。

我们从中撷取3个故事作部分呈现。今天我们回顾这部并肩作战史，而那些关于革新、关于责任、关于友谊的故事仍在继续。

洋厂长的“三斧头”

1984年12月12日《长江日报》头版《格里希从严治厂纪事》。

1984年8月的一天，65岁的德国退休专家威尔纳·格里希，拖着一个大皮箱，从德国辗转北京，到达武汉，去武汉柴油机厂做技术咨询。

一来到武柴，格里希惊呆了。这个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手扶拖拉机的老牌国企，已失去往日荣光。工厂管理混乱，职工劳动纪律涣散，产量和质量均居全国同行业之末；铸造车间只有1937年的生产水平，机器设备都是1960年之前的产品；工厂一年亏损500万元……

格里希写出了10余万字咨询意见，提出100多条合理化建议。1984年11月1日，格里希受聘为武汉柴油机厂厂长，聘期2年。我国国营企业的首位“洋厂长”诞生了。

消息一经公布，各种反对意见纷至沓来。当时的《长江日报》还就“洋厂长”展开了一场大讨论。而这一边，格里希面对国有企业连砍了“三斧头”。第一斧头砍向劳动纪律，第二斧头砍向管理方式，第三斧头砍向关系网。“洋厂长”还宣布，不花费新投资，利用现有的机器设备，采用最现代化的管理方法，以严治厂，创造出质量高、使用寿命长的柴油机。

格里希经常一个人跑到试验室，测试发动机的噪声曲线、油耗曲线，发现问题立即叫助理工程师过去，限定3天内拿出解决方案。他每天背上一个工具包，装着游标卡尺、吸铁石、白手套，穿行于车间，用卡尺检测零件精度，吸铁石检查机器里是否有铁屑，白手套摸摸机器是否清洁，时刻准备着检验产品的质量。他聘请了新的总工程师、研究所所长及质检科正副科长，要求他们下车间，他还亲自给检验人员上课，教他们熟练使用检测检验工具。一套严格的质量检验体系，在这家老国企建了起来。

1986年，柴油机气缸杂质从5600毫克下降到100毫克以内，居国内领先水平；废品率由30%至40%降到10%以下；产品的使用寿命由3000小时增加到6000至8000小时。产机向东南亚7个国家出口，年出口量达到5000台，创汇超过百万美元。他在武柴的经验被全中国的国企推广。

1986年，卸任后的格里希回到德国后，依旧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国、与武汉联系，还多次去武汉为数家企业牵线搭桥、出谋划策，寻求合作伙伴，争取生产订单。

在今天的武汉汉正街都市工业园内，深绿色的冬青树下，掩映着一位德国人的半身铜像，那是武汉为纪念格里希制作的铜像。另一座，在德国杜伊斯堡市。

海外华商投资中国的“引路人”

也许许多人不知道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投资中国的马来西亚企业家是郭鹤年。

郭鹤年被誉为“亚洲糖王”和“酒店大王”。2012年，他荣获中国中央电视台年度经济人物“终身成就奖”。

“我们的祖籍是中国，无论在哪儿、身处怎样的环境，都不要忘记根本。”这是郭鹤年父母从小教育他最多的话，他深深地牢记在心。秉持这样的初心，郭鹤年曾投资建成了一座中国人的“争气楼”。

国贸中心——坐落在寸土寸金的北京中央商务区，今天已是首都地标，它集办公、住宿、会议、展览、购物和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，是众多跨国公司和商社进驻北京的首选之地。

这一项目花费了郭鹤年30多年的心血，是他为中国北京打造的第一个国际商业圈。提及当初的决心，郭鹤年说：为中国人争口气。

可钱从哪里来？国外财团有钱，但附加了许多苛刻的条件，导致这一项目一直搁置。

直到1984年的一天，郭鹤年的伙伴林凯行色匆匆来到他家里。

“北京建国门外有个大项目，要做成面向世界的窗口和标志，这个你来竞争一下吧！”

“这样的项目一定有人竞争，如果是中国人我就不要参与了。”

“问题就在这里，这也正是我登门向您发出邀请的原因！”

一番细聊后，花甲之年的郭鹤年得知，美国财团和日本政府的一家银行在主导这个项目的竞争。

“这个项目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建设。”郭鹤年当场决定，“我们要争志气，不要给外面人看不起我们中国人……这件事情，应该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做。”

郭鹤年做出这个决定，并不是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，而是以一个爱国者的身份。

当时建国门附近那块地是很荒凉的，有人劝他，别一股脑把钱都砸进去，万一赔了呢？郭鹤年却不为所动，仍然坚持自己的报国之意。

随后，郭鹤年找到了外经贸部，提出由他来出资建设贸易中心，前前后后足足投入了5.3亿美元。要知道，在20世纪80年代，5亿美元绝对是一笔巨资，也是当时外资在中国的最大一笔投资。可想而知，当时郭鹤年确实是冒了很大的风险、下了巨大的决心。

为了凑钱，郭鹤年不仅关停了旗下大部分业务，还向银行借了一笔钱。国贸1期项目结束，他义无反顾继续筹备建设第2期、第3期。也是在这个时期，郭鹤年还不忘为1990年北京亚运会捐出200万美元。

1985年，国贸中心正式开建，花费了5年时间才建成，建筑面积有56万平方米，拥有110万平方米的出租面积。

国贸中心3期落成后，不但是北京最高的建筑，许多中国人还称之为“争气楼”。

69名中国人为坦赞铁路殉职

坦赞铁路全线通车。

坦赞铁路被非洲人民称为“自由之路”“友谊之路”。在今天的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市西郊的中国专家公墓，碧草萋萋、庄严肃静。援建坦赞公路而殉职的69名中国专家、技术工人长眠于此。

1964年，坦桑尼亚、赞比亚两国相继独立，需要用经济上的独立来支持政治上的独立。坦、赞一没钱，二没技术，三没人才，于是四下求援。向世界银行、美、英、苏联等国寻助碰壁后，它们把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。

协定签订后，中方立即派出500人的勘探设计队。第一批人员到达坦桑尼亚的时候，刚好赶上了雨季，当时勘探人员在日记上写道：“坦桑尼亚的大雨，用倾盆也不足以形容其猛烈，得用‘缸’而代称之。”雨季一到，坦桑尼亚就有了不少的沼泽地，勘探员在沼泽地里工作，皮肤一泡久了就会发白，有的人脚被扎破了，还有人得了红斑，患了关节炎。但中国人克服困难，只用两年就完成了全部勘探工作。

1970年，第一批中国建设者乘坐“建华号”远洋客轮，从广州出发，在大洋上颠簸14天后，抵达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，整座城市沸腾了。1000多名中国人，统一穿戴深绿色的服装和帽子，背着统一配发的棕褐色旅行皮箱，排着队。在领队的指挥下，打着“中非友谊万岁”“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”的横幅，走下客轮。

1970年10月26日，坦赞铁路正式开工。虽然中国工程人员早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，但艰苦程度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。

坦赞铁路沿线跨越高山、峡谷、急流、森林，许多地区荒无人烟、野兽出没，蚊虫散播着疟疾和黄热病。这是一片原始大森林，许多地方从来没有人到过，处处充满了危险。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住在用铁丝网和树枝围起来的院落里，办公室、宿舍都是用牛毛毡和木棍再加上点泥巴糊起来的房子。

当时，坦赞两国基本的施工机械和设施都没有，中国运过来的设备也很落后，大部分时间只能依靠“人海”战术。为了不给两国增加负担，中方从不提条件，遇到困难就自己解决。比如，为了夯实路基，就采用中国民间的传统绳拉石夯法。原料不足，就从市场上买来废钢铁，参照实物制作模型，突击加工生产。

1976年7月，坦赞铁路全线竣工，沿线共建成车站53座、隧道22座、桥梁318座。中国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5万多人次参与建设，其中有超过160名建设者，其中包括69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献出了宝贵生命。

在施工队快走的时候，当地的一位农民，拿来两株香蕉秧对他们说：“我把这两株香蕉秧种在你们住过的地方，一株代表着坦桑尼亚人民，一株代表着中国人民。”

（长江日报记者秦孟婷）

【编辑：贺方程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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