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源：每日经济新闻

每经记者 刘艳美 程晓玲

经济快速复苏同时，令外界更为关注的是：最近一段时间，湖北“很忙”。

一方面，在国家区域布局中频频亮相：

3月13日，最新发布的国家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中，长江中游城市群从“发展壮大”升级为“优化提升”；

3月30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《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指出，“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发展”；

4月13日，《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》进一步明确，“研究编制长江中游等跨省区城市群实施方案”。

另一方面，党政“一把手”马不停蹄：

3月16日至18日，全国“两会”刚结束，湖北省委书记应勇，省委副书记、省长王晓东就率党政代表团赴赣湘学习考察；

4月2日，湖北召开区域发展布局暨县域经济工作推进会，被认为有着“谋全局、抓落实、开新篇”的意义；

4月12日，外交部特别推介活动在北京举行，湖北、武汉站到全球聚光灯下；

回汉不到一天，4月14日至17日，湖北高规格党政代表团又奔赴沪苏浙学习考察。

在上海，应勇特别提到，上海在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中发挥龙头带动作用，值得湖北认真学习借鉴。

放眼整个长江经济带，如果说长三角是“龙首”，那长江中游城市群就是“龙腰”。带动“龙腰”挺起来，湖北的谋划路径正日益清晰。

做高“塔尖”

上周公布的湖北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提出：着力构建“一主引领、两翼驱动、全域协同”区域发展布局，加快构建全省高质量发展动力系统。

区域竞争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“塔尖”的高度。根据当地媒体解读，这里的“一主引领”，不再局限于武汉“一城”，而是既充分发挥武汉的龙头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，又要与武汉城市圈其他8个城市深化要素整合、产业对接等，加快同城化发展。

武汉城市圈示意图 图片来源：长江日报

由此，武汉提出“雄心勃勃”的目标：到2025年，经济总量在全国同类城市中实现进位，进一步凸显在中部地区的城市首位度。

不过，摆在湖北面前的现实情况是，一方面，武汉仍面临“大而不强”问题；另一方面，相较于其他城市群，武汉城市圈一体化进程缓慢。

2019年，武汉GDP为1.62万亿元，相当于上海的42.5%，深圳的60.2%，广州、重庆的68.7%左右。2020年，受疫情影响，武汉经济总量位次下滑至全国第9位，被杭州反超，身后还有势头迅猛的新晋GDP十强选手南京，压力不可谓不大。

而在武汉城市圈协同发展过程中，“一些不和谐的障碍、壁垒仍然突出”。

比如，《湖北日报》去年12月的一篇报道曾指出，有孝感的园区表示，武汉外溢的产业多集中在纺织、家具制造等领域，规模偏小，质量不优；鄂州则有企业反映，两地在教育、医疗等公共资源方面存在巨大差距，制约了人才流动。

反观长三角的上海青浦、江苏吴江、浙江嘉善，今年已经启动跨省域国土空间规划，“这种对接的力度与广度，令人羡慕”。

向先进发达地区学习，关键在于“思想破冰”。赴沪苏浙考察结束第二天，湖北省委书记应勇就在总结交流会上指出，“湖北发展蓝图确定以后，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，关键在理念、思路、作风。”

打破思想“围城”，武汉城市圈正加快推进“规划同编、交通同网、科技同兴、产业同链、民生同保”，朝着“9个城市就是1个城市”的方向努力。

最新的一个动作是，4月16日，武汉、黄石、鄂州、黄冈、孝感、咸宁、仙桃、天门、潜江9座城市的规划部门坐到一起，明确要共同推进《武汉城市圈空间规划》编制工作，形成指导城市圈空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。

抬高“底板”

“发展不够是湖北最大的实际。”这是湖北对自身发展的最新判断。而要实现全域高质量发展，除了做高“塔尖”，还要抬高“底板”。为此，湖北提出，“全域协同发展，差距在县域、潜力在县域、关键在县域。”

去年11月，《求是》杂志发表题为《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》的重磅文章，其中指出：“我国现有1881个县市，农民到县城买房子、向县城集聚的现象很普遍，要选择一批条件好的县城重点发展，加强政策引导，使之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点。”

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，县域兴衰关系着发展全局。具体到湖北，此番如此重视县域经济发展，正是因为“县域经济不强”是一块“突出短板”。

根据赛迪顾问发布的《2020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》，我国百强县分布极不平衡——东部地区占68席，中部地区占21席、西部地区占8席，东北地区占3席。其中，江苏、浙江、山东三省表现抢眼，分别占25席、18席和15席。

湖北紧随其后，共有7个县市入围，在中西部省份中拔得头筹；从近三年表现来看，湖北入围县市数量不断刷新，依次从4个、5个增至7个。尽管如此，湖北入围县市排名整体靠后，缺乏在全国具有竞争力的头部县市。

从2020年百强县各省份位次分布来看，湖北无一县市入围TOP50，而同处中部的湖南有3个、河南和江西则各有1个。

即便只看自身情况，湖北县域经济“基本面”也难言乐观。

2015年，湖北县域经济生产总值为17825.4亿元，占全省GDP比重60.3%。根据《湖北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工作计划（2018-2020）》提出的目标，到2020年，县域经济“生产总值达到2.8万亿元左右，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升”。不过，从实际结果来看，其经济总量离目标尚有距离，且占GDP比重持续下降。

正是因此，湖北此次提出“三百”战略——即支持“百强进位”、加快“百强冲刺”、加强“百强储备”，推动更多百强县进位提质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次湖北党政代表团赴江苏、浙江考察，都提到“县域经济”这一关键词。根据公开报道，湖北还分别与上海、浙江签署了干部人才交流培养协议。而此前湖北在解读如何“推动县域经济做大做强”时就曾透露，将“选派干部到发达省市跟班学习”。

提高“质量”

做高“塔尖”，抬高“底板”，最终都要落脚到发展上。此前，湖北省委书记应勇指出：“我们追求的发展，是科技引领、创新驱动的发展，要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，扎实推进科技强省建设。”

湖北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明确提出，争创武汉东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，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；推动武汉创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，提升湖北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中的地位。

数据显示，武汉人才总量达260万人，约占全市人口总量1/4；普通高等学校数量84所，其中7所列入国家“双一流”高校建设；在校大学生上百万，是全国三大智力密集区之一。

家底丰厚的同时，“大而不强”的问题仍然存在。

比如，2019年武汉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4167.27亿元、占GDP的25.69%，尽管已创下历史新高，但仍远低于深圳9231亿元、34.3%的水平。

2020年，武汉新增高新技术企业1842家、总量达6259家，与上海的年内新认定7396家、总数17012家的成绩相比，还有不小差距。

正视差距，上月底，武汉召开科技创新大会，为“全力创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”指明路径。其中，人才作为“第一资源”被再次强调。

根据相关方案，武汉将突出“高精尖缺”导向，实施武汉英才“拔节行动”“学子留汉工程”“院士专家引领十大高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”，力争到2025年，新引进50名左右战略科技人才、1000名左右产业领军人才，吸引大学生留汉就业创业不少于150万人。

在此基础上，依托武汉的中心优势，还要让创新成为带动全域发展的新动能——

高水平建设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，带动鄂州、黄石、黄冈、咸宁创新发展，打造武汉城市圈创新共同体；

推进襄阳建设汉江流域区域性创新中心，联动十堰、随州先进制造业创新发展；

推动宜昌建设长江中上游区域性创新中心，联动荆州、荆门化工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……

犹记得一年前，网上不少声音在讨论：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，将给湖北和武汉经济带来哪些影响？未来将面临怎样的发展前景？如今，答案似乎已在路上。